BOB综合体育2023年，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，人们尝试与不安、焦虑和迷茫共存，立住脚跟、尽力向上，重新构筑自己的生活。

　　在中国，一群纪录片创作者找到了契机，去记录下一群普通人积攒能量的 2023 年。乐队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舞台上的灯光熄灭，银幕亮起。创作团队努力多时的成果，终于在2023蔚来日（NIO Day 2023）的西安奥体中心现场首次展映。故事里，人们像世界的种子，兀自生长。

　　吃过早饭从宾馆里出来，青藏高原上的天空仍然不见光亮，如同黑夜。停在空地上的车子，前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为了安全上路，潘国义和邱荷芬夫妇俩一边吃力地喘气，一边拿小铲子将车窗上的冰一点点刮掉，又钻进车里将空调打开，才重新拥有前窗的视野。

　　空旷的公路上，少有车辆驶过。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缓缓升起，蓝天也逐渐澄澈。

　　潘国义今年已经74岁，这是他第三次进藏，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二十余年。五十年前，他参与格尔木至输油管线的建设，从长三角的平原地区来到高原上。在青藏线上，一呆就是十几年。那段和战友们并肩奋斗的日子始终是他最为珍藏的回忆。人至暮年，越发容易想起过去的岁月，趁着身体还算硬朗，他想和妻子一起回到高原上，再看一看过去挥洒过青春的地方。

　　这个愿望在潘国义心中埋藏已久，却始终未能成行。原本去年就有打算，也因故耽搁。终于在今年，老两口找到了机会。

　　眼看着一年即将过去，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制作人朱乐贤希望能有一部作品，记录这个剧变的时代下普通人的变化。在他看来，从去年到今年，人们的生活在一番波折后逐渐复苏，普通人作为时代的参与者，他们内在与外在状态的变化是这个时代的缩影。于是，他担任监制，开始寻觅伙伴。曾执导纪录片《生活万岁》的导演程工，喜欢观察和记录人的复杂性，在朱乐贤的邀约下，他接下了这份工作。

　　想在年底给人们带来慰藉与鼓励，主创团队选择将2023蔚来日（NIO Day 2023）的主题“向上”也作为纪录片的主题。9月初，他们向全网发布征集问卷，经过层层筛选，最终敲定了横跨各个年龄层和行业的八位拍摄对象。潘国义就是其中之一，从他提交的信息中，朱乐贤看到了人至暮年仍然留有的勇气与激情。他和程工导演想要这对年迈的夫妻实现愿望。

　　出发前，潘国义在网上浏览了许多人分享的游记，自己筛选制作了一份路书。即使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出发当天，潘国义睡得并不好，大脑被各种各样的思虑塞满。早已做好计划的路线盘绕在他脑海里，可能遇到的困难也涌现在想象中。他早早醒来，再难睡去，和妻子一起五点多就起了床，六点整理好行装，就开着车出发了。

　　从长江千年前的入海口江苏江阴，一路逆流而上，到达长江源头沱沱河所在的唐古拉山口。夫妻俩路上花了十几天的时间。

　　到格尔木昆仑管道附近时，天已经快黑了，气温也急剧下降。曾经被评为“优秀工程”的管道静静矗立在风中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担当着运输油气的功能。如今潘国义苍老了，这段他曾参与修造的管道，表面也显现出历经风雨的沧桑。

　　这是潘国义所在的部队修筑的第一段管道。管道选址在一处4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旁。五十多年前没有吊车，一根十一二米的管子要靠十几个人抬上去。风吹日晒，潘国义脸上起了皮，像鱼鳞一样一片接一片。回忆着过去，潘国义和邱荷芬在管道旁搭了一顶帐篷，暂时避风。躲在里面，他们就着保温壶里的热水，一点一点咽了几块馒头。

　　潘国义想起过去，邱荷芬也激动起来，说起了管道修筑时，这个家庭另一面的生活：“我在家里也苦的。”

　　生两个儿子的时候，潘国义都在青藏线上，无法回家。邱荷芬既要工作，又要拉扯孩子。通讯不发达，夫妻俩只能靠信件交流。就连孩子出生的消息，潘国义也是十几天后收到信才知道。后来邱荷芬因为工作调动，带着孩子来了格尔木，潘国义也很难从工程中抽身来分担家里的事务。潘国义为国家建设拼搏时，邱荷芬奋力撑起这个小家。

　　曾经的意气风发已不可追。再上高原，老两口随身带了血压计和降压药。从格尔木往上到唐古拉山，高原反应越发明显。他们头疼得睡不着觉，戴着输氧管，一晚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已经有两年不用吃降压药的潘国义，又一次拧开了熟悉的药瓶，取出几粒，放进嘴里，一口咽下。越靠近唐古拉山，温度越低，夫妻俩反复确认着彼此的情况，将带来的所有衣服都穿在了身上。

　　本片制片人宋晓晓印象最深的便是潘国义夫妻俩相互关心的方式。他们很少直白地讲出自己的担忧，总在温柔的拉锯和小小的拌嘴中关心彼此。

　　行驶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公路上，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潘国义试图劝说妻子邱荷芬一起去一趟海拔相近的珠峰营地：“这一生中不可能有第二次了，你回去之后，你是个吹牛人了。”邱荷芬说自己不喜欢吹牛，只喜欢两个人能互相多陪几年，她也担心出什么意外，回去不好向两个儿子交代。

　　可可西里的风猛烈地扑向夫妻俩，两人相互搀扶着蹒跚向前走。邱荷芬按住要飞走的帽子，念叨着：“我是冒着生命危险陪你来的啊。”

　　从唐古拉山口下来，老两口就开车去了医院。二人双双被高原反应击倒，半躺在床上吸氧。旅程中，宋晓晓多次收到导演组发来的信息，说老人高原反应严重，为了安全，随时要申请撤离。但夫妻两人坚持要完成这趟旅程，他们明白，这可能是他们这一生最后一次机会。

　　中秋节的前一天，潘国义和邱荷芬坐在的一座山上，看着夕阳，拆开了从家里背来的月饼。咽下月饼甜蜜的馅料，潘国义想起几十年前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乡愁。在给邱荷芬的信里，他曾写道：“我住长江头BOB综合体育，你住长江尾，从黑江水，寄出相思味。”从前的遗憾与思念，在暮年得以满足。

　　太阳隐入远处的山背，他忍不住吟诵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潘国义感怀当下生活的美好，却又遗憾人生尽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。

　　格尔木的烈士陵园里，整齐地躺着一块块方正的纪念碑。50年前为修建格尔木至的输油管线而牺牲的青年们，永久沉睡在这片土地，少有人来打破这里的宁静。9月，高原上的风已然凛冽。74岁的潘国义和妻子邱荷芬摘下帽子，站在碑前，一次次深深鞠躬。他们穿行在墓碑间，呢喃着熟悉的名字。

　　“我是你们的指导员，我来看你们的。”曾经二十几岁一起奋战的战友永远停留在正青春的年纪，潘国义却已然迟暮。帽子底下是花白且稀疏的头发，脸上是再难填平的沟壑。共同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，邱荷芬明白丈夫一句简单的低语背后，是怎样复杂的心绪。她站在丈夫身旁，团着纸拭去了眼角的眼泪。

　　从青藏高原回来以后，高原反应消退，潘国义的心中只剩满足。了却一桩夙愿，往后的晚年，他想带着这颗无法再发芽的种子，轻装上阵。回望过热血的青春，这份珍贵的回忆足以给予他力量，不带遗憾地向前看，和妻子健康、快乐地敲响人生的尾音。

　　为了2023年11月份的“蔚来杯”大学生方程式大赛，罗胤龙已经带着车队准备了整整一年。赛前，罗胤龙回家和父母吃过一次饭。饭桌上，父亲看着罗胤龙，问：“万一你在中途出了问题，你这一年就白费了是吧？”

　　罗胤龙低垂着眼睛，筷子在碗里挑动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淡淡回了一句：“失败是常态。”

　　从大一加入广东工业大学的车队，到去年年底开始担任队长，罗胤龙已经见证了车队的两场落败。2021年受疫情影响，只能办线上静态答辩赛，这本就是广东工业大学车队的弱项，对于二等奖的结果，罗胤龙并不感到奇怪。但去年动态赛的失败，给罗胤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打击。

　　比赛提前了两三个月，广东工业大学车队原本不打算参赛，但不想赛场经验断档，他们将前一年留下的，已经拆得四分五裂的旧车，重新组装好，登上了赛场。准备时间只有仓促的两个多月，没有充足的时间做测试，差点连车检都没通过。最终，去年的车因为电磁干扰，没有跑完动态赛，停在赛道中途，止步二等奖。

　　只要回到前八名，夺得一等奖，广东工业大学车队就能重回全国强队之列。在车队的众人眼中，今年是广东工业大学近三年来最有希望的一届。这一次设计的车在第一次试跑时就已经相对稳定，车手也是全国范围内的顶尖水平。

　　2017年，他还在读初三，偶然看到过广东工业大学的比赛视频。车顺滑地冲过终点线，主办方宣布广东工业大学获得第一名，队员们围在一起欢呼着冲上领奖台。罗胤龙当时已经在参加模型车比赛，他懂得当自己微小的努力与付出，能够被大家看见、认可，会是怎样的欣喜与激动。隔着屏幕，他感同身受。

　　进车队的三年，罗胤龙没有机会亲身在赛场上体会这种欣喜与满足。今年是他最后的机会，明年6月他就毕业了。

　　为了筹备这场赛事，罗胤龙和队员们耗尽心力，总在克服各种难题。为了省钱，他们还去学了几门技术，买原材料回来自己加工BOB综合体育。时间富余时，他们会接其他学校的加工订单，赚取经费。有时，一个零件就要2000块BOB综合体育。每个月里的两三天，罗胤龙靠着食堂一块钱的酱油饭生存。

　　工作室的黑板上，比赛倒计时的天数一天天减少，工作室亮到凌晨的灯也熄灭得越来越晚。

　　在工作室里，罗胤龙见过日出。今年10月，车子步入调试阶段，错综复杂的电路中掩藏着的小缺陷可能直接影响车子的发动，他们需要足够敏锐地将问题找出来，当天发现的问题必须当天解决，才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其他测试。罗胤龙在工作室熬了整晚。躺在工作室的躺椅上，温热的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眼皮上。起初，他以为是窗外的路灯，睁眼起身，走到门外，才发现太阳正升至半空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　　一直到赛场上，突发状况仍然没有停止出现。从去年比赛后，罗胤龙就时常梦见，车子因为电控问题停在半路不动。比赛当天，罗胤龙又从一场梦境中醒来，打开手机，发现比赛举办地合肥当天的温度只有9度。他不由得和同房间的队友埋怨：“9度怎么比赛啊？”他们的车常年跑在广东二三十度的环境下，工作环境不一样，许多电子元件和电池的工作方法也会有不同。来不及慌张，他开始飞速思考，他们的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　　但去年的梦魇，又一次降临。“3587”这个魔咒一般的报错数字，又一次出现。罗胤龙驾驶着赛车行驶在赛道上，却感知到右后方的轮子不再转动，出现了和去年一样的电控问题。想起上场前电控组的队友们跟他说的，“你使劲跑就好了，跑坏了今晚我来修”。他迅速冷静下来，研判当下的状况，没发现除了右后轮以外的其他问题，他照常操作，顺利冲过了终点，挤进了单圈竞速的全国前三。

　　胜利是短暂的。耐久赛上，罗胤龙的噩梦成真。他驾驶着车，停在了赛道半途。裁判向他走过来的两分钟内，他还在不断地尝试重新启动赛车，复位电机、下高压，但车一直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。裁判靠近车道，告知他，两分钟之内无法重启就只能退赛。直到最后一秒，他都没有放弃，甚至在心中希求能否让裁判帮他按一下后面他摸不到的按钮。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，他只能下车，看着车子被推走。

　　见证了车队的又一次失败，导演程工却比之前要更期待看到故事的走向。同样，在制片人宋晓晓看来，赢了的表现大多都是相似的：喝彩、兴奋、呐喊，只有从面对输的表现里，才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群孩子是什么样性格与底色的人。

　　赛场外围原本屏息站立的队员们蹲坐在地上，注视着停在中途的赛车，鼻头耸动，有人忍不住落了泪。从赛车上下来的罗胤龙，陷入了紧张过后麻木的空白。身为队长的担当，暂时麻痹了他的失落与难过，他只想着要找齐队伍的人，不能让他们独自在角落里伤心。车队的人聚坐在一起，呆呆地看着车子被推入了库房。

　　回程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上，罗胤龙遇上一个队员，就和他谈心。在互相的安慰中，沮丧的情绪逐渐平复。

　　回到学校，罗胤龙没有时间沉浸在失落中，有太多事需要他去做。除了车队的总结大会、队长换届和新队员的培养以外，他还要负责新技术的调研，为车队新的一年铺路。

　　“成功的时候，就当作一种幸运的眷顾，失败的时候，就当作一种常态，这样无论成败，负担都不会过大。”他已经习惯了快速消化情绪、切换状态。大学几年，他不仅要参与车队的活动，还要兼顾田径队的训练。田径队广东省内比赛成绩一直不错，一到全国赛场，成绩就不如人意。他没有时间一蹶不振，那会耽误车队的进展。

　　为了今年的比赛，他将出国留学的计划推迟了半年，明年下半年，他将奔赴德国。那里有全球顶尖的车队，他打算进一步学习一些赛车的相关知识。卸任车队队长后，他将用更多的时间做留学的准备工作。但像每一任离开后仍心系广工车队的师兄们一样，他仍会在需要的时候，出现在车队的工作室。

　　如同去年失败之后鼓着一股劲想要在今年翻盘一样，罗胤龙开始期待明年。他永远在奔赴下一个赛场，像一颗被坚硬的石头挡住的种子，没有发芽，却始终涌动着向上突围的生机与活力。

　　不是只有成功才是向上。早在拍摄开始前BOB综合体育，程工就在与朱乐贤的对话中袒露了他对“向上”的理解，缩着忍着是向上，倒退一步也是向上，扛过去了也是向上，活着每一天都是向上。

　　“现在我有些悲伤，眼泪却开始躲藏，内心失去希望，我变得越来越迷茫，是否应该认清现实，我也许就是颗石子，平平淡淡度过我这一辈子……”身边的朋友们身上点缀着斑斓的颜色，他们是花、是树，而穿着灰绿色连体衣的小男孩站在舞台中央，大声唱着一颗不发芽的种子的心声。不远处，孩子们和家长们围坐在一起，欣赏着这场由孩子演绎的音乐剧。

　　42岁的音乐剧导演陆敏坐在露台上，这里能够看清舞台效果和观众的反应。她发现，在剧目刚开演时，还忍不住点亮手机的几位家长，到剧情高潮时再未将手机掏出来。唱完这段歌词，小演员转过身去，看着男孩的背影，陆敏没忍住眼泪。

　　孩子们的处境让她难过。听着歌词，她想起小演员们为了演出，早上7点就来剧场报道。他们聚在后台，谈论起自己前一晚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作业，等演出结束，明天还要继续写，“能不能让我们休息一天？”小小年纪，他们承受着父母和社会传导给他们的成就压力，时间全部被填满。

　　一颗不发芽的种子的故事，源于陆敏对当下教育理念的思考。儿童剧团周末排练时，陆敏作为三个女儿的母亲，也常和其他家长聚在一起聊天。去年，她遇到过一位母亲，她为了孩子辞掉工作，认为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了如此多的精力和代价，她的孩子不可以不优秀，她应该考取名校，各方面都应该比其他孩子强。陆敏当即反驳，孩子不是只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，孩子本身是他自己，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件物品。

　　恰巧法国设计师玛塔莉·卡赛特要在上海办一个亲子装置展，邀请陆敏创作一台配套的原创音乐剧。看着装置展中的种子、蚯蚓和菌菇群落，陆敏一下就想到了种子的故事。所有人都觉得种子肯定要发芽，那如果有一颗不发芽的种子，它会怎么办？沿着这个思路，她和团队想到了这颗不发芽的种子——希德的故事。

　　陆敏曾坐在观众席里，观察小朋友和家长的反应。一个小时的戏，有孩子前50分钟都在焦虑，不停地问爸爸妈妈：“种子为什么还不发芽？”

　　等到演出结束，她都要向家长们说，一个孩子不应该为种子发不发芽而焦虑，这不是他应该焦虑的事情，他们的焦虑来自于家长的言传身教，家长的焦虑被他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所以才会在一颗种子没有按照既定路线走的时候，产生焦虑。

　　种子可不可以不发芽，这个问题也触动了有一个女儿的朱乐贤。他看着屏幕里站在聚光灯下的希德，看着他逐渐意识到，即使不能发芽，不能长成一棵树或者一朵花，他仍旧是他自己。朱乐贤开始思考，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孩子的成败，如何使自己的女儿健康地长大。

　　早在十几岁时，陆敏也在身边环境的裹挟下漫无目的地向前跑。初中时，不管是父母，还是老师，都在强调学习成绩的重要性。她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，却还是努力地学习，按部就班地演绎着大多数普通人的剧本。为了追求更高的成绩，她将自己学到胃出血。

　　努力不一定有回报。初三时，陆敏生了一场病，落下了学习进度，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。15岁，她就离开兰州，到上海一所中专读书。父母只付生活费，中专的学业要清闲些，她就到周边的餐馆打工，赚取学费。从十五岁开始自力更生，生存压力下，她渐渐从成就框架下跳脱出来，“我不要发芽了，我只要活着就好。”

　　活着的欲望，也一度磨灭。2018年，陆敏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即使是从十五岁开始就习惯自己解决问题，她也难以应对同时看顾两个婴儿带来的身心压力。从怀孕中后期开始，陆敏就睡得不好，孩子生下来后，每四个小时要喂一次奶，更是没有了睡觉的时间。体内的激素由孕时的峰值直接跌至最低点，剖腹产的伤口周边有3年的时间，每到下雨就会疼痛发痒。糟糕的身心状态下，陆敏患上了产后抑郁。

　　她不敢站在镜子前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她总觉得有两个人在耳边说话。一个在左边说：“都是小事，挺挺就过去了。”另一个在右耳边反驳：“别听她的，这种日子没完没了。”严重的时候，陆敏还有自残的倾向。在某天凌晨三四点，她想要结束这一切，这一生的过往在她眼前闪回，她开始脑补自己逝世后的事情。想到自己的女儿，不想影响她们一生，也不舍得带她们一起走，她改变了主意，对自己说：“请你坚强。”

　　很长的时间里，陆敏都是自己带两个女儿，她戏称自己为“长了11个脑袋的妈妈”。每天她要早早醒来，给两个女儿洗漱、准备早餐。遇上周末排练，就开车带着她们一起去剧团。每晚，她要给她们讲不同的睡前故事BOB综合体育。她们入睡前，陆敏是很难专心工作的，女儿们叫“妈妈”的声音总从家里的四面八方传来。今年11月的演出前，陆敏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

　　她很瘦，脸上没什么肉，棱角锋利。细瘦的身躯上，却能挂住两个女儿的重量。同时将两个女儿抱在臂弯时，她分不出心思注意身体上的感受，只想着怎么将她们稳稳托住。

　　从孩子们身上获取了生的力量，陆敏也想让孩子们拥有更多彩、更有活力的人生。她始终记得剧团孩子们告诉她的，“不要觉得孩子们什么都不懂。”她和两个女儿平等地交流，教会女儿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如何反驳大人的话，做一颗有自我、不害怕长大的种子。坚守住自我，才能跳出他人目光的审判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向上路径，勇敢、坚定地书写自己的人生剧本。

　　陆敏并不指望来看戏的孩子和家长，当下就能有所改变。这出戏剧，也许也是一颗种子，播种在人们心里。每一个走出剧场时还在哼唱某句歌词的观众，在未来人生中的某一时刻，可能会突然想起：希德是可以不发芽的，希德是一颗被埋在土地里的莲花的种子。

　　无论种子发不发芽，它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。纪录片《向上》中另外6位主人公身上，同样有多样的生活姿态：大学毕业后回归乡村的孔博，坚信都市型农产品可以冲出困局，一股脑扎根在土地上。抱着拯救生命的信念，王书浩穿行在各大医院推行自己的模型，他笑着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健康事业中。喜欢“多管闲事”的葛凌宇想让青年人感受到“被看见”的关怀，改变他们眼中的空洞与困惑。B站百大up主“盗月社食遇记”的创立者杨树梢，和同伴们一起从无到有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传递着他们的力量。独自带女儿十年的朱胜男，陪伴女儿成长的同时，也在实现自我成长，期待着和女儿一起迎接人生的新课题。

　　12月24日，腾讯视频与蔚来联合出品的用户故事纪录片《向上》，全片已在腾讯视频上线，邀请大家年末一同感受多元人生，为开启新的一年积攒能量与勇气。